近年来， SCI 论文评价体系在我国科技界引起了广泛而激烈的讨论。支持者中，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的庞景安和武夷山研究员早在 2002 年就指出 SCI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众多批评者的声音中，也不乏有言辞尖锐者。北京大学的饶毅教授在其博客中称，“ SCI 在中国科学和教育界长成了一个畸胎瘤”。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国杰则戏谑地称 SCI 为“ Stupid Chinese Idea ”（愚蠢的中国观念）。然而，不论反对者对其弊端有多么的“深恶痛绝”，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过去的 10 年， SCI 论文在我国逐渐成为一个非常重要、不可替代科研评价指标。非但如此，在 2011 年科技部发布的《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中，还首次将国际论文（ SCI 论文）及其被引频次列入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并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到 2015 年我国国际论文被引用次数由世界排名第 8 位提高到前 5 位。

　　事实上， SCI 和影响因子对欧美等国家也有深远的影响，也被广泛用于学术评价的各个领域。刘雪立等学者提供的证据显示， SCI 现象和影响因子崇拜是全球性的，并呈现逐渐蔓延和加剧的趋势。目前对 SCI 讨论的意见逐渐归向统一，即 SCI 是好东西，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正确的运用它。目前，我们还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来取代它。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我们只能在接受 SCI 的前提下考虑如何进行规范和完善，而要对其进行规范和完善，就必须深入了解 SCI 论文的在科研评价中的优势和劣势。

　　 SCI 论文在科研评价中的优势

　　第一， SCI 评价体系具有很强的科学性。首先，影响因子采用论文的被引频次作为计算基础，利用了科学研究都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这一规律，巧妙而客观地展现一篇论文的对以后研究的影响力，体现出很强的科学性。其次， SCI 对收录期刊的评审要求非常高，选刊原则明确，能通过评审并被收录的期刊从学术水平和出版编辑水平上来说都是非常优秀的，因为评审专家是由挑剔的专家组成。最后， SCI 的科学性还体现在它的动态性。每本期刊每年都根据其表现有不同的影响因子，这对期刊也起到了督促的作用。同时， SCI 对其收录的期刊也实行动态监督，每年要新收一些好的期刊，同时也要淘汰表现差的。

　　第二， SCI 评价体系是一个国际化的权威评价体系。 SCI 是美国《科学引文索引》的英文简称，于 1957 年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 ISI ）在美国费城创办，它是根据美国情报学家加菲尔德 (Engene Garfield)1953 年提出的引文思想而创立的。如果把 SCI 看作一个标准的话，那么这个标准是全球公认科技实力最强的美国人所制定的，这也使它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权威性，也让 SCI 成为目前国际上三大检索系统中最著名的一种。

　　第三，作为外来评价体系 SCI 体现了对大多数人的公平性。 SCI 之所以被广大科研工作者所拥护，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能体现出最大限度的公平性。就国内的情况而言，由于科研成果评价中长期以来缺乏客观的评价标准，更多地以专家教授和行政管理者的主观建议和看法作为评价标准，导致了走后门搞关系、不同学派对立。这些不但极大地伤害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同时造成了科研工作者和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不信任，而 SCI 论文却能最大限度地消除这些因素。

　　第四， SCI 评价体系是唯一的全学科定量评价工具。所有学科都有 SCI 期刊，同时所有 SCI 期刊都有影响因子（刚收录的除外），其大小可以用于科研成果的量化评估。在以往的所有科研评价工具中，还没有一个能像 SCI 一样的指标能对所有学科进行简单的量化评价。量化评价有一个最重要的优点，就是让所有涉及其中的人对评估结果一目了然，这一点对行政管理者来说更有意义，让他们在不懂专业的情况下也能对科研成果进行有底气的评价，这也是 SCI 能在中国获得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SCI 论文在科研评价中的弊端

　　第一， SCI 评价体系本身存在弱点，造成评价偏倚和失真。利用 SCI 论文进行评价受到的最大诟病是，所谓 SCI 论文的影响因子并不是论文本身的，而是发表这篇论文的期刊影响因子。比如，人们很自然地认为凡是发表在影响因子为 5 的期刊上的所有论文的影响因子都是 5 ，这样就会产生滥竽充数的论文。因为发表在某本期刊上的论文，有的被引率很高，有的则从来没有被引用过。比利时著名科学计量学家 Leo Egghe 研究了 75 位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得主的论文被引数据，发现科学精英群体所发表论文有 10 ％以上从未被引用过。同时，有的文章虽然发表在较低分值的期刊上，但却被广泛引用。如 2008 年南京大学张辰宇教授在我国知名医学期刊《细胞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被引超过 500 次，使该刊的影响因子从 2008 年的 4.535 跳跃到 2009 年的 8.151 ，将近翻了一倍。但我们无论是用 4.535 还是 8.151 来评价这篇文章都显得不足。

　　第二，不能对个人进行全面评价，导致不公正现象。用 SCI 对个人进行评价时，经常被认为只能评价一个人的科研能力，而不能对一个人进行全面评价。这一矛盾在实践中的确存在，在评价临床医生这样的人群时尤为突出，招来了强烈的质疑和批评。临床医生认为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医疗水平，是治疗好患者，而不是发表 SCI 论文，然而在进行职称评审、申请基金、评奖评优时最看重的还是 SCI 论文和影响因子。这主要是因为 SCI 论文便于进行评价，而对医生临床技能和业务的评价相对困难，且容易掺杂人为因素。

　　第三， SCI 客观上助长急功近利的科研态度，潜在增加了科研不端行为。在我国， SCI 在评价个人和单位业绩时占的分量越来越大，因此和个人单位的利益甚至命运高度相关，这从客观上促进了浮躁的科研态度，导致了一些急功近利的现象。例如，社会上出现的买卖论文的现象。有些临床医生工作太忙，没有科研时间，于是只能自己提供研究的大方向和资金，实际工作完全交给某些生物公司完成。除了上面这种比较隐蔽的擦边球行为，还有一些完全属于科研不端的行为。例如为了尽快完成实验，进行数据造假、剽窃他人数据；为了多发文章，一稿多投，重复发表；为了文章出奇，不顾伦理规范。

　　第四，单纯追求 SCI 论文数量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由于对 SCI 论文数量的追求，导致了大量低水平重复的科研项目的出现。中国的国际论文数量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学术质量指标令人尴尬。 2011 年我国论文数量仅次于美国，排名世界第二，但超过 70% 的论文的引用情况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这些论文的背后是国家大量科研经费的浪费，还有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社会资源浪费。这是一个深层的矛盾，解决它需要一个过程。要依靠科研评价体系的不断完善和政策的引导，从研究立项和基金申请源头把好关，不给低水平重复项目机会。

　　要合理使用 SCI 就必须很好地解决它的弊端。应当制定有导向性的政策，不断完善科研评价体系。科研管理部门要制定出更细致规定，尽可能让涉及到的每个问题都有规范化的解决方案。

（作者系第二军医大学科研部部长）
原文链接： http://theory.workercn.cn/c/2013/05/07/130507091330027738712.html